上饶中院发布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典型案事例
某某公司诉上饶市自然资源局某分局行政协议案
基本案情：2020年，上饶市自然资源局某分局上网拍卖某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某某公司中标后与上饶市自然资源局某分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双方约定某某公司应于2020年8月前付清土地出让价款，上饶市自然资源局某分局应于付清土地出让价款后二个月内交付土地，双方还约定了违约条款。2021年1月，某某公司付清土地出让价款905万元，但上饶市自然资源局某分局未出具《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以确认将案涉宗地交付某某公司。2022年，该公司以上饶市自然资源局某分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上饶市自然资源局某分局全面履行交地义务并支付违约金（以905万元为基数按1％。逐日计算，自2021年3月9日起至交土地之日止）。
处理结果：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坚持调解优先，在开庭前、开庭后多次组织双方协商，既在法庭内调解，也到争议地查勘并巡回调解。承办法官在查明履行行政协议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存在违约情形的基础上，引导双方当事人根据各自的违约责任大小，在不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促成双方达成调解意见，并重点督促行政机关按法定程序集体商定调解意见。经人民法院多次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行政调解书一揽子解决了违约问题，并为继续履行出让合同扫清障碍。
典型意义：该案系人民法院贯彻双赢多赢共赢审判理念，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典型案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典型的行政协议，合同标的额高、约定违约金也高，协议双方履行过程中易引发行政争议，进而产生标的额极高的行政协议诉讼案件，处理难度较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不囿于原告的诉讼请求，着眼于解决目前的违约责任及将来行政协议可否全面履行的问题，以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决心、诚心、耐心，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实现了“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侯某甲诉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案
基本案情：2022年12月侯某甲与程某某按传统方式举行婚礼，后到某区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时，被告知侯某甲的身份信息已于2010年与案外人章某办理了结婚登记，不能重复办理结婚登记。经查明，侯某乙（系原告侯某甲的姐姐）骗取婚姻登记人的信任，于2010年冒用其妹妹侯某甲的身份信息与案外人章某取得了结婚证。为此，侯某甲以某区民政局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其与章某的结婚登记。
处理结果：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发现侯某甲于2023年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长起诉期限，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作出不予立案裁定。但群众利益无小事，侯某甲的诉求也迫切需要解决，承办人立即将该案报送至设立在某区司法局的行政争议多元调处中心，中心立即启动化解程序，将争议向案涉行政机关分流，案涉行政机关负责化解纠纷。经过承办法官的多方协商以及司法局、民政局的积极配合，某区民政局主动撤销了侯某甲与章某于2010年办理的结婚登记行为并注销结婚证。
典型意义：该案系人民法院主动回应群众诉求，运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解决纠纷的典型事例。群众利益无小事，虽然侯某甲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但其实质诉求具有合理性、急迫性，也是关系侯某甲人格权的民生问题，人民法院主动运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推动行政机关自行纠错，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全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最终实现“案结事了，政通人和”。
忠诚无私 清廉守本——“开国少将”陈仁洪的故事
“说起我这位老舅，真觉得有点对不住他，曾经对他有较深的误解……”说起老舅，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陈仁洪的外甥——年过七旬的暨甫根，心中总是充满自责。
陈仁洪（1917年—1990年），江西铅山人。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红军，曾担任北京军区副政委、济南军区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8年，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在铅山县紫溪乡火星村当农民的暨甫根曾特意北上找陈仁洪，想请他出面让当地政府“照顾”一下家里。被陈仁洪一口回绝：“我是共产党的干部，没有特权！我们不能为了私事给政府添麻烦，生活要自食其力。这60元钱拿去买点生产物品，给老人孩子添点衣物。记住，以后再也不能提这样的要求了，说了我也不会帮你去打招呼。”
满怀期待去，却被泼了冷水，暨甫根心里很不是滋味，既觉得委屈，更觉得老舅无情。但自那以后，暨甫根一家再也没有因为这种事找过老舅，也没有借老舅之名向当地党委、政府提过要求。随着年纪和经历的增长，暨甫根慢慢开始理解老舅，并对他充满了敬意。
陈仁洪看似无情，实则有情，身居高位却从未忘过本。据陈仁洪生前的秘书李宏余回忆，陈仁洪将军一生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1967年在72师农场连队蹲点，陈仁洪见到一些战士穿草鞋，十分高兴，对连队的干部说：“草鞋是我们红军的传家宝，要教育战士不要忘了过去。”结束蹲点回军部时，时任陈仁洪警卫员的李宏余请一位战士编了一双草鞋，带回连队穿了起来。有的同志风言风语地说他“出风头”，他就把草鞋扔了。没想到被陈仁洪看到，捡了回来，并洗干净晒在户外，见到李宏余就问：“为什么好好的一双草鞋不要了？”在得知情况后第二天一早，陈仁洪就把连队指导员叫来，意味深长地说：“草鞋，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草鞋曾伴随着红军走向胜利。我们现在不是要大家都穿草鞋，而是要让大家懂得，没有当年的草鞋，就没有后来的布鞋，更谈不上今天穿皮鞋，这就是历史。”为此，指导员就草鞋问题给全连讲了一课。
陈仁洪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穿的衣服是补了又补，实在不能穿了还要剪成布条用来扎墩布。有一次出差，身边的同志见他的袜子破旧，就建议他买两双新的。但他说：“我不是没有钱，也不是买不起几双袜子，但节俭的传统不能忘。袜子破旧一点，缝补一下穿在脚上不是一样很好吗？”他从济南调回北京时，管理部门见他的家具破旧，准备购置新的。他坚决回绝：“这些家具修修还能用，不能让公家为我花钱。”
陈仁洪生前对家人和身边人近乎苛刻。1989年初，他从济南军区政委的岗位上退居二线，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找当时自己的秘书李宏余谈话，特别严肃地规定两条纪律：“一是家属、子女、工作人员，谁都不许利用我的名义办私事，我们决不能以权谋私；二是我的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自家财物，不准随便使用。”
凡事公私分明，不违反原则，一定要按规定办事。这是陈仁洪的要求，也是长期养成的习惯。有一次，他的孩子探家返回部队，因带的东西较多，李宏余就安排小车送他的孩子到火车站，没想到被陈仁洪发现了。陈仁洪严厉地批评了李宏余，最后李宏余只得用自行车把陈仁洪的孩子送到地铁口。
陈仁洪虽然身居高位，却从未有过特权思想，始终把自己看作一名普通党员，从不搞特殊。1989年5月，陈仁洪从济南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亲自把组织关系介绍信交给老干部服务处的党委书记，并汇报了自己的情况。秘书对他说：“这点小事，以后我为您代劳好了，不必亲自去跑。”他严肃地说：“这是向组织汇报，不能代劳。”他就是这样一位忠诚、虔诚的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坦诚向党小组汇报思想动态。
陈仁洪一脉家风甚严，祖上制定过很多条家规家训，其中核心要义就是“忠诚无私，清廉守本”八个字。陈仁洪自小深受陈氏祖训影响，一生坚守，做到了公正无私、清正廉洁、不忘根本、严于律己、严以齐家。或许正是有这样的严父，有这样严明的家风，陈仁洪的儿子陈维扬不负期望，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成为了一名少将。
“老舅已经去世近30年，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向老舅道歉。但我会要求家人，不要忘记他的嘱托，不给政府添麻烦，生活要自食其力。”暨甫根说。（李伟 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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