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港乡开展“四夜”活动夯实服务根基
“夜学”提素质。该乡固定每周二晚上为集中学习时间，以政治理论、法律法规、涉农政策、服务技能为主要内容，由乡主要负责人带头，每期安排机关干部、优秀村支书、优秀驻村第一书记等采取集中分享、共同讨论的方式，组织机关干部进行学习。“夜访”察实情。乡驻村班子成员以及驻村干部利用晚上时间深入所驻村组走访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耐心倾听群众的心声诉求和意见建议，认真记录《民情日记》。“夜办”解难题。该乡广大干部树立“今天再晚也不晚，明天再早也是迟”的工作理念，对于简单的问题，进行现场处理；对于疑难问题，汇聚相关党员干部群众一起集中讨论协商，集中办理；对于紧急的问题，立即处理。“夜议”促沟通。该乡利用夜晚时间，广泛开展干群公议活动，围绕基层党建、社会治理、矛盾化解、民生服务、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等议题，与干部群众面对面沟通思想，讨论问题，解难释惑，有力推动了全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九旬老兵为战友扫墓65年
在横峰县，有一位鲐背之年的老兵孙玉龙，65年来，每年清明都为战友李忠林排长祭扫，从青丝到白发，风雨无阻，不曾间断。
4月2日上午8时，孙玉龙带着妻子、儿女来到广丰区烈士陵园为老战友李忠林扫墓。在向战友献花、行军礼后，孙玉龙把墓碑擦得干干净净。手摸着李忠林的墓碑，孙玉龙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我的排长，今天你100岁了，我带我老婆和儿女来看你了。”
孙玉龙是辽宁人，18岁参加了解放军，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遇到了在生活上时刻关心他、危险时挺在前面的排长李忠林。1949年10月，孙玉龙和排长李忠林一道随第157师470团驻防广丰，参加剿匪战斗，巩固地方政权。在一次战斗中，李忠林用血肉之躯掩护孙玉龙，自己则倒在了血泊中。
转业到横峰工作后，孙玉龙从1960年以来，每年的清明时节，都会前往广丰为李忠林扫墓。
每年他都会来到学校，为学生们讲述那段峥嵘岁月，讲述李忠林和战友们为了国家义无反顾投身战场英勇杀敌的故事。广丰区第十五小学学生刘子瑜说：“听了爷爷讲的战斗故事后，我感触很深，我以后要努力学习，发奋图强，为建设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孙玉龙的不变深情感动了无数人，2019年，他因此入选中国好人。孙玉龙说：“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能走得动，年年都要去看老排长。我嘱咐子女，如果我不在了，一定要代替我给他扫墓。”（侯先钢 文/图）忠诚无私 清廉守本——“开国少将”陈仁洪的故事
“说起我这位老舅，真觉得有点对不住他，曾经对他有较深的误解……”说起老舅，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陈仁洪的外甥——年过七旬的暨甫根，心中总是充满自责。
陈仁洪（1917年—1990年），江西铅山人。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红军，曾担任北京军区副政委、济南军区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8年，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在铅山县紫溪乡火星村当农民的暨甫根曾特意北上找陈仁洪，想请他出面让当地政府“照顾”一下家里。被陈仁洪一口回绝：“我是共产党的干部，没有特权！我们不能为了私事给政府添麻烦，生活要自食其力。这60元钱拿去买点生产物品，给老人孩子添点衣物。记住，以后再也不能提这样的要求了，说了我也不会帮你去打招呼。”
满怀期待去，却被泼了冷水，暨甫根心里很不是滋味，既觉得委屈，更觉得老舅无情。但自那以后，暨甫根一家再也没有因为这种事找过老舅，也没有借老舅之名向当地党委、政府提过要求。随着年纪和经历的增长，暨甫根慢慢开始理解老舅，并对他充满了敬意。
陈仁洪看似无情，实则有情，身居高位却从未忘过本。据陈仁洪生前的秘书李宏余回忆，陈仁洪将军一生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1967年在72师农场连队蹲点，陈仁洪见到一些战士穿草鞋，十分高兴，对连队的干部说：“草鞋是我们红军的传家宝，要教育战士不要忘了过去。”结束蹲点回军部时，时任陈仁洪警卫员的李宏余请一位战士编了一双草鞋，带回连队穿了起来。有的同志风言风语地说他“出风头”，他就把草鞋扔了。没想到被陈仁洪看到，捡了回来，并洗干净晒在户外，见到李宏余就问：“为什么好好的一双草鞋不要了？”在得知情况后第二天一早，陈仁洪就把连队指导员叫来，意味深长地说：“草鞋，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草鞋曾伴随着红军走向胜利。我们现在不是要大家都穿草鞋，而是要让大家懂得，没有当年的草鞋，就没有后来的布鞋，更谈不上今天穿皮鞋，这就是历史。”为此，指导员就草鞋问题给全连讲了一课。
陈仁洪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穿的衣服是补了又补，实在不能穿了还要剪成布条用来扎墩布。有一次出差，身边的同志见他的袜子破旧，就建议他买两双新的。但他说：“我不是没有钱，也不是买不起几双袜子，但节俭的传统不能忘。袜子破旧一点，缝补一下穿在脚上不是一样很好吗？”他从济南调回北京时，管理部门见他的家具破旧，准备购置新的。他坚决回绝：“这些家具修修还能用，不能让公家为我花钱。”
陈仁洪生前对家人和身边人近乎苛刻。1989年初，他从济南军区政委的岗位上退居二线，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找当时自己的秘书李宏余谈话，特别严肃地规定两条纪律：“一是家属、子女、工作人员，谁都不许利用我的名义办私事，我们决不能以权谋私；二是我的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自家财物，不准随便使用。”
凡事公私分明，不违反原则，一定要按规定办事。这是陈仁洪的要求，也是长期养成的习惯。有一次，他的孩子探家返回部队，因带的东西较多，李宏余就安排小车送他的孩子到火车站，没想到被陈仁洪发现了。陈仁洪严厉地批评了李宏余，最后李宏余只得用自行车把陈仁洪的孩子送到地铁口。
陈仁洪虽然身居高位，却从未有过特权思想，始终把自己看作一名普通党员，从不搞特殊。1989年5月，陈仁洪从济南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亲自把组织关系介绍信交给老干部服务处的党委书记，并汇报了自己的情况。秘书对他说：“这点小事，以后我为您代劳好了，不必亲自去跑。”他严肃地说：“这是向组织汇报，不能代劳。”他就是这样一位忠诚、虔诚的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坦诚向党小组汇报思想动态。
陈仁洪一脉家风甚严，祖上制定过很多条家规家训，其中核心要义就是“忠诚无私，清廉守本”八个字。陈仁洪自小深受陈氏祖训影响，一生坚守，做到了公正无私、清正廉洁、不忘根本、严于律己、严以齐家。或许正是有这样的严父，有这样严明的家风，陈仁洪的儿子陈维扬不负期望，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成为了一名少将。
“老舅已经去世近30年，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向老舅道歉。但我会要求家人，不要忘记他的嘱托，不给政府添麻烦，生活要自食其力。”暨甫根说。（李伟 苏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