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林村：特色产业让集体经济“水涨船高”

        昭林村党支部书记程真富告诉笔者，继2022年之后，2023年昭林村集体经济收入再次突破百万元大关，收入接近120万元。而在2020年以前，昭林村集体经济收入还不超过40万元。

        据介绍，近年来，昭林村巧打“资源牌”，农民抱团发展，村集体经济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 2021年，昭林村成立旺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流转60余亩荒地发展特色种养殖产业，打造“大棚蔬菜种植、生态土猪养殖、优质菌菇种植、特色果树种植、林下土鸡养殖”的绿色循环经济业态，发展马家柚、红美人、沃柑、杨梅等果树种植，以及生态鸡、鸭、生猪等家禽家畜养殖。经过三年的发展，合作社种养殖产品开始源源不断销往市场。春节前，合作社销售20余头肉猪、百余只土鸡土鸭，收入突破10万元。2023全年合作社收入达44万元，给农户分红3.5万元，为周边困难群众提供就业岗位50余个。

        合作社运行稳定后，种植的蔬菜水果，养殖的生态鸡、鸭、生猪产量不断提高。为创造更大收益，昭林村干部在上饶师范学院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在上饶师范学院内开设乡村振兴档口，经营小笼包店铺。2023年档口为村集体经济增收了43万元。此外，昭林村还发展了“后备箱”经济，即师院教师在昭林订购基地产品，每周五由驻村工作队员送过去。

        花桥镇党委书记李云云说：“除发展特色种养殖产业外，昭林村还依托祖氏百草园、小目源等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中医药康养旅游。当前，该村已引入总投入200万元的小火车项目，将村内旅游景点串联起来，有利于当地民宿、特色小吃等服务业发展，有助于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王雅洁）

文明蔚然成风 生活向美而行 ——广信区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全区有9人当选“中国好人”；在今年8月发布的江西省移风易俗“五个100”先进典型中，广信有5个先进典型上榜；成立了232个红白理事会、累计印发10万余份移风易俗倡议书 ……

　　广信区全面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常态化长效化，落实“区级抓统筹推进、乡级履行主体责任、村级抓落实”三级组织体系，出实招、用实策，让良好家风、文明乡风和淳朴民风得到持续涵养，文明“蔚然成风”。

　　“五老”“理”出新风尚

　　“以前，不管谁家孩子上学、参军，邻居们大都会置办酒席。”广信区旭日街道饶信社区居民彭联朝始终不提倡大操大办，在他的坚持下，家里无论是孩子升学，还是家人过生日，都没有置办任何宴席。

　　为破除陈规陋习，近年来，饶信社区建立完善了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组织，由群众推举德高望重、热心服务、公平公正、崇尚节俭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乡贤、老模范组成。作为移风易俗坚定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彭联朝被推举为红白理事会理事长，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细化红白事的办理流程、标准要求，更新村规民约……

　　据悉，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建设工作，广信区以行政村、人口聚居多的自然村为单位，成立了232个红白理事会，实现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两个全覆盖。按照“因村施策”原则，指导各村注重发挥德高望重的“五老”人员作用，因地制宜修订村规民约，对整治“铺张浪费、大操大办、打牌赌博、封建迷信”等陋习作出最接地气的规定。

　　积分“激”出村庄美

　　“去年我们家获评‘清洁家庭’，今年成了‘清洁家庭示范户’，还获得了10个积分。”在广信区枫岭头镇坑口村村民严厚来的家门左侧，整齐挂着两张绿色的“奖牌”，来来往往的村民们一眼就能看到，这让严厚来很骄傲。

　　在坑口村，村民主动参与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清洁家园争先创优、志愿服务等，都能获得积分，每半年开展一次红黑榜评比。这些积分可以用来兑换米、油、盐等生活物品。

　　此前，为了养家禽，严厚来在家门前搭建了一个帐篷。村里实施文明积分制后，他不仅拆除了帐篷，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注重做好“门前三包”。　　“‘移风易俗文明积分’的实行，让摸不着的文明，变成了看得见、用得上的物品，很大程度提高了村民参与各类移风易俗活动的积极性。”坑口村党支部书记鄢饶说。

　　评选“评”出好民风

　　位于灵山脚下的清水乡双溪村，方圆几里的村民们都知道有一个名叫张晓红的“好媳妇”。婆婆重病30多年，中风偏瘫10多年，5000多个日夜，张晓红每天给婆婆擦身、按摩，用轮椅推婆婆外出晒太阳、拉家常，从不懈怠。她的孝心让村民们无比感动，被推选为清水乡孝老爱亲“好媳妇”。

　　组织开展“好婆婆”“好媳妇”“道德模范”等评比活动，是清水乡开展移风易俗活动的重要抓手，用身边的先进人物为大家树立行为标杆。“评比之后，我们会召开表彰大会讲述感人事迹、发放奖牌，并在村里的显著位置制作宣传栏，展示他们的先进事迹。”清水乡相关负责人毛晓宇介绍。

　　此外，宣传栏里，除了“好婆婆”“好媳妇”等先进事迹，还有村里各家各户的家规家训，以及移风易俗的倡议书等。“好家规、好家风、好家训让村民懂得孝在当下、孝在生前的道理，有助于文明风气的养成。”毛晓宇说。

朱熹的三首廉诗

祖籍上饶婺源的朱熹是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他博学多才，不仅集理学之大成，写的诗同样脍炙人口，“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样的千古名句不乏其例。

朱熹写诗并非自娱自乐，亦非追求诗名，而是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曾担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南康知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漳州知州、潭州知州等，积累了大量的行政经验，也在实践中磨炼了自己的品性和人格。朱熹的三首廉诗充分反映了他对为官之道的认识和体悟。

葱汤麦饭两相宜

“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朱熹这首诗是写给自己女儿的。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11月，刚刚从浙东卸任的朱熹到女儿家探亲。女儿大喜过望——父亲长年公务繁忙，很难来家。到了午饭时间，女儿才发现家中没有好点的食材款待父亲，只能勉强东拼西凑做出一顿“葱汤麦饭”，也就是用小葱熬汤、麦子煮饭。

家宴如此草草，女儿满脸愧色，生怕让父亲觉得被怠慢了。朱熹却很是欣慰，风卷残云吃完，又索纸笔题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葱汤和麦饭搭配起来挺好的，既能滋补身体又能管饱，也不要嫌弃它没啥滋味，有人连这个也吃不上呢。诗写得浅白通俗，就像一位慈爱正直的父亲与女儿说的家常话，女儿一读也便明白父亲心意，顿感释怀。

朱熹写这首诗并非大言欺人、惺惺作态，而是吐露自己的心声。作为一个曾经负责沿海地区茶叶、食盐专卖工作的官员，他并未利用职务之便大发横财，更没有丧失安贫乐道的儒者本色，而是遵循“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的准则，终生践行。

他从来不是一个贪财的人。按照当时的惯例，下属在上官生日时要赠送寿金。朱熹的弟子也认为似乎“看亦只可量受”，觉得可以按照惯例适当接受，但是朱熹毅然回答：“某在浙东，都不曾受。”（《朱子语类》）以此来表明心志，并激励、督责弟子清廉为官。

朱熹平日生活更是清苦，从不贪图物资富足，家中甚至常常断粮，“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以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到了晚年，他为了维修漏雨的住房，甚至要向别人借贷才能实现。宋孝宗评价其为“安贫守道，廉退可嘉”，辛弃疾更是大为赞赏其清廉节操，称其为“历数唐虞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寿朱晦翁》）。

度量无私本是公

“度量无私本是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题米仓壁》）

朱熹这首诗是写在囤米的仓库墙壁上的。他长期生活在民间，深知民情，主张“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乾道七年（1171年），闽北地区洪水泛滥，朱熹正闲居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无官职在身，并没有救灾职责。他却多日奔走，考察灾情。他发现过去官府的义仓覆盖范围有限，救灾不及时，且当地部分官员存在不作为现象。于是，他一边向朝廷上书救灾，一边动员乡绅修建社仓，帮助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

社仓竣工时，朱熹亲撰《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社仓记》，制订了经营管理办法，即《社仓事目》。后来，宋孝宗将朱熹的《社仓事目》“颁诏行于诸府各州”，俗称“朱子社仓法”，成为通行全国的救荒储粮制度规定，可谓是造福了天下苍生。

为了警醒主管社仓的“乡官士人”，朱熹还亲自为社仓题了一首诗：“度量无私本是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希望他们能够一心为民、秉公做事，切莫心存贪念，也不要有太多私心，更不能算计、坑害老百姓。

朱熹经常告诫学生做官一定要恪守一个“公”字，严防一个“私”字。“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间。”“惟公然后能正。公是个广大无私意，正是个无所偏主处。”这些言论都是在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是为人，还是做官，都要公私分明、公道正派，不可因私废公，拿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只愿从今更无倦

“抚摩凋瘵为心切，摹写风烟著语亲。只愿从今更无倦，清诗美政逐年新。”（《谨次县大夫见属之韵》）

朱熹这首诗是写给一位“县大夫”也就是县令的，充满了对这位县令的期许勉励，希望他关注民生、不辞辛苦。诗中的“只愿从今更无倦”也是朱熹平生自况。他常常说“大抵守官且以廉勤爱民为先”，也就是做官特别是担任地方主官，要廉洁、勤政、爱民。勤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

当时南宋官场有一些陋习，冗官庸官不作为现象时有发生。朱熹对此非常痛恨，“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对这些得过且过、苟且混日的官僚嗤之以鼻。

他不仅如此说，更是身体力行。早在青年时代初入仕途、担任同安主簿时，便“莅职勤敏，纤悉必亲”“苟利于民，虽劳无惮”，做了很多官员懒得去做、不愿去管的事务和工作，“县中许多簿书皆当管，许多赋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正是因为他在基层时期便立志于勤政，所以积累了大量的行政经验，能够对相关事务心中有数，不至于被轻易蒙蔽。

朱熹在浙东做官时，通过调研，发现了管理仓库的官吏应付上级检查的招数。“每常官吏检点省仓，则挂省仓某号牌子；检点常平仓，则挂常平仓牌子。”也就是说朝廷拨款建设了“省仓”“常平仓”两种不同的仓库，但负责管理仓库的官员却把两种仓库修建在一起，当上级来检查省仓的时候，就挂上省仓牌子；当上级来检查常平仓的时候，就改头换面，挂常平仓牌子。这样每次检查，里面囤积的货物都是充足的。对此，朱熹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只是一个仓，互相遮瞒”，要求整改，“常平仓与省仓不可相连，须是东西置立，令两仓相去远方可。”

当时南宋官场迎来送往的风气较重，有一定级别的官员路过本地，本地主官常常会送些路费。这笔钱从公款里出，且没有一定之规，少则一千钱，多则五千钱，多少全凭主官心意。朱熹对此十分气愤，“某见人将官钱胡使，为之痛心！”于是，他担任地方主官时，惩罚受贿行贿者，制止官场行贿馈赠现象，还采取严厉的督查措施，把紧行政事务办理的各个环节，要求官吏清清白白“交割职事”，对有作弊索礼行为者，追究到底，严惩不贷，督导官吏正直理政。

《宋史》记载，宋孝宗在得知朱熹的事迹之后，忍不住称赞道：“朱熹政事却有可观！”朱熹的确不是只在书斋中坐而论道、夸夸其谈，而是在广阔世界中践行自己的理想和思想。他的言传身教，也深刻影响了弟子和后学，后世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道德操守、清正廉洁的官员。

（公道北 记者 蔡文逸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