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廉门风越千年——陶母教子的故事
陶母湛氏(243-318)，是东晋名将陶侃(陶渊明之曾祖)的母亲，也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良母，以教子有方、宽厚待人等崇高品行称道于世。她与孟母、欧母、岳母齐名，一并被尊称为“中华四大贤母”。陶母织梭教子、截发留宾、封坛退鲊等故事，成为千百年来家风家教的典范。
湛氏十五六岁时嫁给鄱阳陶丹。尽管陶丹曾任吴扬武将军，但因为官廉正，家境一直很贫寒。到吴永安二年（259年）陶侃出生时，陶丹因官场失意、贫病交加而离开了人世。家贫，夫死，子幼，对于陶母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此后湛氏默默挑起生活重担，纺纱绩麻，含辛茹苦，教育孤儿。她反复训诫陶侃要珍惜光阴，崇尚勤俭。
陶侃长大成人后，陶母又教诫陶侃，一定要结交那些人品、学识胜于自己的人，不能滥交。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陶侃好友、孝廉范逵骑马来访，因事出仓促，只得留宿陶家。而陶家一贫如洗，实在没有东西可以待客，陶母就交代陶侃说：“你出去把客人留住，我有办法。”随后，陶母就把自己的长发截下二绺，换来酒菜招待了范逵；又将床上的草垫剁碎喂客人的马匹，这就是陶母“截发留宾”和“剉荐供马”的故事。范逵对陶侃颇为赏识，当他得知湛氏为招待自己而截发剉荐时，心情激动，感慨而叹：“非此母，不生此子！”
陶母深明大义，常教育陶侃应立身清正。陶侃在当浔阳鱼梁吏的时候，曾托人带一坛糟鱼送给母亲。陶母当即将这坛糟鱼退回，并写了一封信责备陶侃：“你作为国家的官吏，拿公家的东西给我，非但不能使我高兴，反而带给我忧愁和担心。”母亲的责备，震撼了陶侃的心灵，使他感到愧疚。从此，陶侃格外注重奉公自律。究本穷源，陶侃能以高尚品德传世，陶母的教导功不可没。
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陶母病殁，终年七十五岁，葬于鄱阳县城东郊牛岗咀。官府特地在她的住所旁建立牌坊，名为延宾坊，将陶侃屋边的一座桥命名为德化桥，以此纪念这位贤母。北宋名臣范仲淹任饶州知府时，专门派人在德化桥头设立“延宾坊故址”巨碑。1943年，此碑倾毁。陶母以身垂范、育子成材的事迹，载人《晋书》卷九十六《陶侃母湛氏传》。后人赞日：“世之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则国何患无人材之用？”
如今，四十里街镇积极探索打造特色廉政教育品牌，深入挖掘本地陶母育儿和陶侃勤政清廉的故事，结合廉洁文化建设，建设了陶母纪念馆、贤母广场、文化长廊，并专门配备了一名廉政讲解员。通过大力宣传陶母育儿的感人事迹和陶侃廉洁从政的故事，使大家在感悟历史、弘扬优良家风的同时接受廉洁文化的感召和洗礼。（记者 蔡文逸 整理）
上饶经开区：勤廉文化进企业
据了解，为深入推进新时代企业勤廉文化建设，积极营造崇廉尚勤的良好风尚，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上饶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向与会企业代表发出了加强企业勤廉文化建设的倡议，区纪检监察工委工作人员对规范政商交往“正负面清单”进行了解读，并组织与会人员集中收看了警示教育片《围猎：行贿者说》，同时邀请专业律师围绕廉洁合规经营进行相关法律业务知识培训。此次培训会旨在提高企业管理人员对勤廉企业文化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力促他们踊跃参与企业勤廉文化建设，不断健全内控机制，进一步提升法治化规范化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勤廉文化转化为生产力，推动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为企业和谐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促进上饶经开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培训会当天，30余位企业代表、区纪检监察工委、两新综合党委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参会的企业代表们纷纷表示，在今后企业经营管理中要抓好勤廉文化建设，加强成果转化，持续加大内控与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努力激发企业员工勤的优良作风和廉的高尚品格，助推企业发展壮大。
“把勤廉文化纳入企业文化之中有助于企业提高生产经营效率、规范内部管理，提高市场竞争力。”区纪检监察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将以监督推动“一号改革工程”落地落实为切入口，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既要强化监督保障力度，严肃查处“小鬼难缠”“吃拿卡要”等突出问题，更要注重培育企业勤廉文化，激发企业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企业开展廉政教育宣讲活动，推动勤廉文化进企业，增强了广大企业党员干部职工廉洁奉公的意识。上饶经开区还将持续深入开展勤廉文化进村（社区）、进企业、进医院等活动，推动勤廉文化建设实起来、强起来，让勤廉文化理念向广大党员干部全面渗透，在全区营造浓厚廉洁文化氛围。
让历史文化遗产闪耀在数字时代
通过“云游长城”小程序，可在线沉浸式体验“爬长城”“修长城”；为敦煌每个洞窟、每幅壁画、每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让更多人更便捷地领略莫高窟魅力……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助力历史文化遗产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也为其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路径。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在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更好挖掘其多方面价值，使其融入当下人们的生活，是每一代人都面临的课题，也是所有人共同的责任。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为解决这一课题打开了新的空间，并且潜力无穷。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而言，数字技术不仅可以创新文物展示的方式，还能为文物的修复和研究创造有利条件。比如，敦煌研究院经过长期探索与研究，形成了一整套针对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的关键技术和工作流程，积累了超过300TB的数字资源，为壁画的保护和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借助文物无损成像光谱分析系统、三维激光扫描及打印等装备，秦始皇兵马俑制作工艺与色彩得以复原，研究人员因此可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通过三维重建、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文物进行数字化保护与利用，不仅能让更多人看到文物的本来面貌，也让保护效率更高、效果更好。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总是和社会发展进步相伴而行。当前，各种沉浸式、互动式数字技术的兴起，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文化为更多人了解，为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创造了新的可能。大型沉浸式数字交互空间《三星堆奇幻之旅》，通过即时云渲染技术，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三星堆数字博物馆以及古蜀王国等场景相结合，为观众提供沉浸式体验。苏绣、扬州漆器等静态的非遗产品，通过动画的方式呈现非遗技艺制备过程、用料等，在现代生活中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得以“活”起来。把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意有机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做好实物传承，还能更好地赓续文化精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我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应加快运用数字技术整合文化资源，进一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一方面，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数据价值，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存储、表达和传播各环节，不断拓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新技术、新模式。另一方面，要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培养一批兼具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数字技术专业知识的交叉学科复合型人才，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提供强大人才支撑。
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以科技的力量赋能文物保护，以创意的活水激发文化创新，必将更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强劲动能。
（李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