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席“瘦身” 群众减负

　　洋口镇是广丰区的商贸重镇，群众生活好了，农村喜宴的攀比之风也越演越烈。“一场喜宴，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成了群众的一大负担。”洋口镇中山社区的干部汤秀芳，对不断“升级”的农村喜宴深有感触。

　　为宴席“瘦身”，让群众减负，势在必行。2021年起，洋口镇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对洋口老街进行提升改造。在改造时，洋口镇把家风家训、文明超市、实践广场等建设一并融入。同时，将反对大操大办纳入村规民约中，并全面推行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两报告一承诺”规定，浓厚老街的“文化味”“文明味”。

　　“文明味”浓了，群众的观念也悄然发生改变。“走访时，群众对大操大办很有意见。不过，大家心里还是抹不开面子。”汤秀芳表示，由于宴席都是各家各办各的，大家怕少了礼数。所以对于宴席“瘦身”这事，大家观望情绪较浓。“有群众提议，找地方让大家集中办喜宴，统一场所、统一标准，这样可避免相互攀比。”

　　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大家将老街尽头一处闲置房舍改建为可容纳上百人聚会聚餐的场所，同时引进第三方提供餐饮服务。“洋口宴”的运营者冯真亮和村委会一道，走访调研了周边的酒店、农家乐、大型菜市场等地，认真核算成本，推出“使用本地菜肴、雇佣本地帮厨、场所免费使用”的方案，最大程度减少宴席成本。“680一桌的套餐很受欢迎，这是全日的套餐，不是一餐的标准。”冯真亮细细算了一笔账：一桌10人消费680元包三餐，折算下来，一人一餐才20来元，相当于叫了个外卖，很实惠。“和酒店动辄上千元一桌的酒席相比，这里实惠得多。而且这里音响、大屏都有，宴席的布置不用额外掏钱，又省下一笔费用。”

　　如今“洋口宴”已成为“宴席简办，移风易俗”的文明符号，在全镇推行。“各个村（社区）都借鉴这种模式，在理事会的引导下，不仅把老祠堂、村居公共场地免费提供给村民办宴，而且还约定了宴席的标准与桌数，实实在在为群众减负。”洋口镇党委委员刘慧说。

　　（周红华  周毅成）

老人去世未留遗嘱 银行存款如何取出

　　原告刘某华的母亲胡某芝于2020年4月4日突然离世，遗留银行存款74892.29元。处理好丧葬事宜后，刘某华携带母亲的存折和身份证前往银行取款，向银行说明情况后，银行以无法确定胡某芝的遗产由谁继承为由，拒绝了刘某华的取款要求，刘某华无奈诉至法院。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立即与刘某华联系，得知其母亲胡某芝生前并未订立遗嘱。依照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胡某芝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为其子女及母亲共三人。胡某芝的母亲徐某连于2021年2月4日死亡，其母除胡某芝外还有四个子女，其中胡某周早于徐某连死亡，胡某周的五个子女对胡某周有权继承的徐某连的遗产份额享有代位继承权。故刘某华等十人对胡某芝的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

　　法官了解案情后，与其他继承人进行了沟通，告知了其在本案中享有的权利。除原告刘某华外的继承人均明确表示放弃对胡某芝遗产的继承权，同意胡某芝的遗产由原告继承。经法官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同意配合原告办理挂失、取款等相关手续。

　　法官提醒，为减少继承上的成本，未雨绸缪提早安排订立遗嘱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可以明确你的财产由谁继承，从而定纷止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只有专业规范的遗嘱，才有可能实现遗嘱的功能，遗嘱的内容与形式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

贤廉门风越千年——陶母教子的故事

　　陶母湛氏(243-318)，是东晋名将陶侃(陶渊明之曾祖)的母亲，也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良母，以教子有方、宽厚待人等崇高品行称道于世。她与孟母、欧母、岳母齐名，一并被尊称为“中华四大贤母”。陶母织梭教子、截发留宾、封坛退鲊等故事，成为千百年来家风家教的典范。

　　湛氏十五六岁时嫁给鄱阳陶丹。尽管陶丹曾任吴扬武将军，但因为官廉正，家境一直很贫寒。到吴永安二年（259年）陶侃出生时，陶丹因官场失意、贫病交加而离开了人世。家贫，夫死，子幼，对于陶母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此后湛氏默默挑起生活重担，纺纱绩麻，含辛茹苦，教育孤儿。她反复训诫陶侃要珍惜光阴，崇尚勤俭。

　　陶侃长大成人后，陶母又教诫陶侃，一定要结交那些人品、学识胜于自己的人，不能滥交。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陶侃好友、孝廉范逵骑马来访，因事出仓促，只得留宿陶家。而陶家一贫如洗，实在没有东西可以待客，陶母就交代陶侃说：“你出去把客人留住，我有办法。”随后，陶母就把自己的长发截下二绺，换来酒菜招待了范逵；又将床上的草垫剁碎喂客人的马匹，这就是陶母“截发留宾”和“剉荐供马”的故事。范逵对陶侃颇为赏识，当他得知湛氏为招待自己而截发剉荐时，心情激动，感慨而叹：“非此母，不生此子！”

　　陶母深明大义，常教育陶侃应立身清正。陶侃在当浔阳鱼梁吏的时候，曾托人带一坛糟鱼送给母亲。陶母当即将这坛糟鱼退回，并写了一封信责备陶侃：“你作为国家的官吏，拿公家的东西给我，非但不能使我高兴，反而带给我忧愁和担心。”母亲的责备，震撼了陶侃的心灵，使他感到愧疚。从此，陶侃格外注重奉公自律。究本穷源，陶侃能以高尚品德传世，陶母的教导功不可没。

　　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陶母病殁，终年七十五岁，葬于鄱阳县城东郊牛岗咀。官府特地在她的住所旁建立牌坊，名为延宾坊，将陶侃屋边的一座桥命名为德化桥，以此纪念这位贤母。北宋名臣范仲淹任饶州知府时，专门派人在德化桥头设立“延宾坊故址”巨碑。1943年，此碑倾毁。陶母以身垂范、育子成材的事迹，载人《晋书》卷九十六《陶侃母湛氏传》。后人赞日：“世之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则国何患无人材之用？”

　　如今，四十里街镇积极探索打造特色廉政教育品牌，深入挖掘本地陶母育儿和陶侃勤政清廉的故事，结合廉洁文化建设，建设了陶母纪念馆、贤母广场、文化长廊，并专门配备了一名廉政讲解员。通过大力宣传陶母育儿的感人事迹和陶侃廉洁从政的故事，使大家在感悟历史、弘扬优良家风的同时接受廉洁文化的感召和洗礼。（记者 蔡文逸 整理）